她恨，她哭，她吵，事情都没有任何改变，只是多听几遍男人的甜言语罢了，而这些，原本就没有什么新鲜。每个男人的嘴都是心修整过的园，看着风向气候会长既合时宜又动人的朵。

下了车，拐弯，上楼。楼里没有人打扫，脏地堆积起陈旧的箱和煤屑，还有谁家已经废弃的自行车，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灰了，还是没有舍得卖掉，就那样放在走廊上，人走过来走过去都很困难，特别是冬天，转个都会磕磕拌拌拽几下，不规整一下自己的衣服是无论如何不能通过的。

防盗门上的绿油漆已经脱落了不少，黑一块黄一条，里面挂着的棉布帘也撕破了，有两布条可怜地垂在门把手边，她每次开门看见这布条就觉得是一个孤瘦无援的乞丐站在门。

就在那个晚上，她被同事们得醉了个半死，她们说，她在舞厅里又哭又叫闹了半天，然后就像死猪一样睡着了。反正她是什么也不记得了，只记得第二天早上的天亮漫天的银白，一睁，就看见窗挂着剔透的冰凌，还有珠的滴答声。她穿好制服下楼上班去了，脸虽说有些苍白，但没失了在单位应该有的持重。科长看见她时，意味长地眨眨睛，问，昨天回家了？她脱而没有呀，说来才后悔：一定是宿舍值班的老太太嚼，告诉他昨天她很晚才回来。果然，科长笑笑，亲切地说，小姑娘，注意影响呀，住在宿舍，得守规矩嘛。她也笑，说，同学结婚，喝喜酒呢。科长，年轻人嘛，际多，很正常。说完，踱着步走了。

她铺好床，决定再睡一会儿，然后起来把床单和脏衣服都洗净，当然不会洗他的东西，她撒气似地对着卫生间他的一堆脏衣服踢了一脚，一件棉衫歪了一下，跌到了盆外面。她这才拿上自己的巾去洗脸。

那一次是同事们常去的一家舞厅，叫舞魂，不算大，上下两层，挤得满满的，一些和她同龄的女孩穿着鲜艳的衣裳在舞厅中间晃，短发长发在灯光下摆一暗红的弧线来。她静静地在角落里啜饮可乐，心里全是那个已经被她的决心放弃的男人，恨恨地想随便抓个人来诉说自己的委屈。

一个星期，在这一个星期里，她把宿舍的电话了，不想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。一个星期后，电话刚刚好，他的电话就来了，他劈就问，你什么去了？她说，分手吧。电话就挂断了。

她记得有一次她对他说，我实在是不想等了，你回来吧，我们结婚。他在那沉默了许久，叹了气，说，一个家哪能和一个人一样呢，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。

生病起来，她就化好妆，和同事去了舞厅。她不是第一次到这地方来，那些年，这些地方似乎在人们的观念里还是大忌，谈起来嘴角都会撇些不屑一顾的神来，可是她在金系统工作，在系统内，这类活动已经快和吃饭的频率相同了，每天没事她们这帮女孩都会到招待中心的舞厅里坐坐，看着那些来参观学习的各地领导职员们在里面嘻笑着舞，年轻的女服务员们甜的笑容随时恭候在一旁等待着召唤。

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闭会儿睛，再睁会儿睛，看看光线一地爬满窗帘，然后顺着窗帘溜下来，爬到床上，和她依偎在了一起。洋洋地躺着，却没法梦乡，她烦躁不安地坐起来，再躺下去，来回地折腾了几遍，电话铃突然响了。

没有人。什么东西都整整齐齐的，不像有人睡过。她上次回来时嗑的瓜壳还原模原样地躺在烟灰缸里，可见这几天他也没回来过。她骂了句混，嘴都哆嗦了起来，原来她在单位里趴着睡了一晚上，确实只是为着他赌气罢了，他昨天晚上本没有回来过。

那些年和他的恋走过来并不算太容易，他是个外地人，工作也像漂泊的浮萍一样没有，走到哪里算哪里，手里攒不下一分钱，她时常到火车站飞机场去接他，看着他穿件白衬衫只拎着一个小小的塑料袋走来，一脸飞溢的光彩。不知他为什么总能这么开心，或许生活对他来说就是简单的，除了酒足饭饱还有亲朋好友以外，他从来都是什么都不想的。

洗好了衣服，丈夫开门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她坐在电视前面没动，手下意识地一下下地，电视上的图案飞快地转换，一会儿是个古装女满面意气剑对着个英俊小生，一会儿又是漂亮的空中小举着洗发说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。

丈夫听见她的声音，一儿也没意外，反而笑了声，问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。

可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能力呢？她等了几年，从十九岁等到二十二岁，已经三年了，他的生活不见有稳定的痕迹，他的言语间还是充满了对责任的畏惧，倒是一旦有朋友缺钱的时候，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，然后辗转几个人去借，到最后，这些债务都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。

她不耐烦地说，你想怎么样？那边说不怎么样，回来再说吧，就扣掉了电话。她拿着电话愣了半天都没回过神来。